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郑家安:内地兴业不忘回报桑梓 爱国爱港成就厚兴之光
2018-11-08 来源:中山市海外联谊会 分享: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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郑家安,中山市荣誉市民,中山海外联谊会副会长,祖籍中山市石岐区厚兴村,1950年生于越南,幼年随父母定居香港,1976年创办香港康富国际集团,获得卡西欧计算器、惠普电脑的专营权;现任香港美丽华集团董事、香港康富国际集团董事长。

上世纪80年代初,改革开放大门开启不久,电脑硬件、软件、函数计算器等仍是稀罕之物。郑家安抢先将国际主流品牌产品从香港引入内地。及至90年代,郑家安完成了从贸易商向制造商的转型,与日本卡西欧公司合作,在内地设厂生产电子产品。如今,郑家安每周固定过着5天在香港、2天在中山的“5+2”生活。商海成就固然欣喜,持续回馈家乡做公益事业更让他满足。从知名公办小学厚兴郑伟权学校、中山市人民医院到苏华赞医院、厚兴老人福利中心,处处都记录着郑氏家族传承重视教育家风、支持家乡建设的故事。


创业:家风重教育,培育“电脑迷”

●记者:郑先生,请问你的祖籍是中山哪个地区?你出生在越南,定居在香港,其中有什么波折吗?

郑家安:我的祖籍在石岐区厚兴村,父亲、爷爷、太公都在那里出生,根在中山。在我的父亲跟随表伯去东南亚谋生之前,家里穷得揭不开锅。在东南亚,父亲认识了我的母亲。1950年,我在越南出生。到我六七岁左右,越南局势动荡,全家抛弃在越产业,前往相对稳定的柬埔寨避难;没过多久,举家迁往香港,定居在中国人自己的地方。

●记者:据资料介绍,郑先生在大学读的是生物化学,后来为何与计算机打交道,成为你的终身伙伴?

郑家安:父亲郑伟权先生非常重视子女的教育,家教很严,几个孩子读书都不错。1971年,我去了加拿大麦基尔大学攻读生物化学。这门学科需要使用很多仪器,包括电脑。40多年前,我就用电脑学习编程,成为“电脑迷”。我觉得,电脑迟早会影响到各行各业,改变公众生活面貌。

毕业后,我回到香港,1976年创办康富国际集团,跟电脑、计算器、软件、打印机打起了交道。后来,日本卡西欧、美国惠普等知名厂家成为我们的合作伙伴。


见证:改革推动百业兴旺,国人渴求接触电脑

●记者:上世纪80年代,绝大部分国人都不知道电脑、计算器、打印机是什么东西。郑先生为什么把这些产品和设备引入内地?

郑家安:古诗说“春江水暖鸭先知”,有两件事,让我意识到电脑、计算器等产品将大有可为。三四十年前,港商开始到内地投资各行各业,香港人回内地探亲也方便了。那时,大家排着队到我们公司买计算器,或打算拿回内地做工厂算账的生产工具,或送给内地亲友。我觉得,如果把计算器拿到内地销售,不再需要从香港代购,时机应该到了。

那时,我经常去内地出差,有机会跟清华大学、国家科协的专家交流。教授们对电脑、打印机、电脑联网使用、软件开发等领域有着独到见解,却为国内很难找到合适、功能先进的电脑而苦恼。除了大学,内地还有科研单位,还有各类企业,电脑普及的春风即将来临,我有能力把这些产品和设备引入内地。


感悟:没有改革开放,就没有我的事业

●记者:郑先生,公开资料显示,除了贸易外你后来还投资了制造业领域,为什么要转型?

郑家安:我是“电脑迷”,随着事业增长,我觉得应该为电脑做更多的事情,因此转型跟电子、电脑相关的制造业领域。电脑联网后,作用比单台电脑强多了,让我对“电脑应用具有无限可能”这个观念有了全新理解。

中文、日文、韩文等东方文字属于“独体字”,不同于欧美语系的字母组合。上世纪80年代末,中国、日本、韩国、美国、德国等国家和地区的机构,参与到把亚洲语言转化为电脑统一字码的标准制定工程,我和康富集团是参与者之一。编码资源就那么多,中文、日文、韩文等语言的每个字,都想挤进去。这让我意识到,只有国家强大,才有更多话语权。

上述这几件事,让我增强了转型制造业的信心。

●记者:郑先生,进军制造业后,你为何把事业重心放在中山?改革开放40年,给中山经济社会发展带来巨大机遇,给你的事业带来哪些助推作用?

郑家安:中山是我的家乡,开厂首选这里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。上世纪90年代初,我在港口镇开设了第一家工厂——伟权电子,生产计算器。1995年,伟权电子与日本卡西欧公司合作,成立了卡西欧电子(中山)有限公司。这家企业采用了全套日本生产管理技术,也带动了内地相关细分行业生产技术的发展。再后来,我们与卡西欧公司合作,再开新厂,合作生产更多电子类产品。

如果没有改革开放,就没有康富集团的壮大,我可能就是一个普通小商人而已。

改革开放后,我的事业面向着全球最大的有着13亿多人口的市场。康富集团既做贸易,又做制造业,附属公司超过10间,涵盖了电脑、计算器、打印机、数据机、数字化仪、扫描仪、软件、教育、娱乐的全面数字化应用,涵盖生产、销售、售后的全流程。


互动:期待湾区建设,回馈家乡公益

●记者:适逢“一带一路”倡议提出5周年,国家大力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,对此,郑先生有哪些期待?

郑家安:改革开放给内地带来了巨大变化。高楼多了,路宽了,公众变富了之类的“行话”我就不说了,就说生产者、消费者的两大变化。

这些年,有些工厂因为成本问题搬去东南亚,但失败的案例很多。为什么?原因是当地熟练工人不多,成套的管理系统很不完善。改革开放40年,内地已培育出配套齐全的上下游产业链,高层、中层、低层的管理人员经验丰富,工人能力强,很容易让企业进入成熟运营的状态。

我个人认为,“一带一路”倡议和“粤港澳大湾区”建设,是改革开放进入新阶段的全新伟大构思,是国家第二波大发展的开端,是新时代带来的新机遇。

大湾区建设启动后,不仅缩短了地理上的距离,更将消除有形、无形的各种隔膜,利于企业将投资覆盖到整个湾区,形成互补和合力。

我看到,从政府层面到民间层面,从内地到香港,各类对接持续增多和增强,新一轮的营商机遇正在形成。

●记者:熟悉郑先生和郑氏家族的人,都会联想起厚兴郑伟权学校。你们为家乡做过很多事,初心是什么?

郑家安:改革开放初期,家乡还不算富裕。那时,家人看到厚兴村一带教育落后,就捐资兴建了郑伟权学校,完成了父亲的心愿。父亲的好友黎桂添先生,也在小学旁边捐建了幼儿园。

我们只是完成了硬件建设,办学能力等“软件”的提升,则是教育部门和教职工共同努力的结果。看着厚兴郑伟权学校成长为省一级名校,我们感到很欣慰。

老一辈的香港商人,都有爱国爱港、关注家乡的传统。当年,家乡打算建设幼儿园、小学、医院、老人活动中心,消息传到香港,好友们互相报信,就纷纷解囊相助,出发点很淳朴。

如今,内地强大了,香港回归了,我们更希望两地年轻人加强交流,尤其是香港的孩子多到内地看看,加深认识和互信。